元丰八年(1085年)十月十五日到任登州，十月二十日朝廷诏令又至，命苏轼即刻回朝，任礼部郎中之职。苏轼还是在登州等待十多天，看到了海市蜃楼，并与新职守交接完公务才离开登州。元丰八年(1085年)十一月，苏轼过青州，而青州的职守是李定。这个李定，正是那个“乌台诗案”御史中丞的李定，正是“方定鞠狱时，力欲置公于死”的李定。
这时的李定是青州的太守，对待自己当时想置于死的李定，苏轼表现得很坦然。李定也是相当淡定，满脸笑容，热烈恭迎苏轼，将苏轼的全家安排于驿馆住下，并设盛宴款待。他预感到苏轼这次回朝，定会手握生杀大权，故谄媚于苏轼。李定所为，清代王文诰点批：“而发难者已欢笑而承迎之，何也?盖小人之所以必胜君子者，正以皆工此术之敌。而君子终不能与小人争者，往往为气节廉耻所误。向见笑啼交作，而墨池雪岭者，多矣。”他“一针见血”道出真谛。苏轼用“相见极欢”来形容与李定得会面，并在当日便将这一场面写信告之好友腾达道，极具讽刺意味!
但我想，苏轼能用“相见极欢”形容这次会面，一定不是后人认为的有讽刺意味，而是一笑泯恩仇。虽然苏轼是“乌台诗案”的最大受害者，但在此之前苏轼曾经给李定最大的人身攻击，借以讽刺新党。何况这次苏轼被诏还朝，一定会前途似锦，与同僚应该和平相处。苏轼也有对不住李定的地方，他应该为自己的“口嗨”反省反省，不该再到处树敌了。李定能通过这次会面来认错，北宋高傲的官员很少能做到这样的。
苏轼与李定的恩怨情仇在“乌台诗案”前的元丰年就有了。
原本应该在官场平淡度过的李定，却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曾是王安石门下的学生，熙宁变法时他积极赞扬新法，深受王安石和宋神宗喜爱。但这也使他与文坛领袖苏轼产生了矛盾。苏轼得知李定对生母不孝后，写了一篇充满指责的文章。朱寿昌是位小官员，他是庶出的，生母是妾。在旧社会，妾注定是没有地位的，她唯一的幸福机会只有一个，即老爷的宠爱。可朱寿昌的爸爸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把她休了。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。但是，朱寿昌却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回妈妈。他找得很辛苦但决不放弃。他从少年找到青年，又找到中年，还是没有找到。他一狠心，辞官走遍天下找妈妈，“不见母，吾不返也。”精诚所至，在朱寿昌年过五十的时候，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他的妈妈。他的妈妈已经七十多岁了，也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。朱寿昌把她和那些子女都接回家去，和睦相处，亲如一家。苏轼就是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首长诗称颂朱寿昌。可没想到，却把另一个人得罪了，这人是李定。李定本来与苏轼政治立场就不一样。李定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。不支持变法的一派想法找出他的个人污点来诋毁他—就是他不为生母服丧。当然他有不得已的理由，由于他生母被休出家门，他父亲也死了，他生母到底是谁根本没法确定。所以没法服丧。可这与朱寿昌一比，就显得太不孝了。苏轼歌颂朱寿昌的诗流传越广，李定就越显得卑鄙无耻。所以，他开始对苏轼不满。这个事件引发了满朝的攻击，甚至让他失去了官位。然而，在王安石的庇护下，他最终得以重新启用。这当中还有一段故事：苏轼和佛印的关系相当要好。佛印与李定是同母异父，佛印的母亲仇氏曾在江西和扬州之间辗转，最终嫁给了李定的父亲李问成为小妾。仇氏虽然貌美风流，但在当时仍遵循夫为妻纲的规则，她的儿子李定因此被正妻所抚养。后来，仇氏因行为不端而被驱逐，李定因此并不知道这个生母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李定曾为此辩白说：“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所生，所以对此感到疑惑，不敢确认。”尽管如此，这段故事依然充满了悬念和传奇色彩。
还有一件事是北宋神宗熙宁三年(1070年)的“三舍人”事件。就是舍人苏颂、李大临和宋敏求七次封还李定词头,以致诏令不行。三舍人以不合官制为由进呈7状奏议。事实上,三舍人矛头指向主持变法的王安石。当年“三舍人”封还制词，苏轼从旁喝彩。因为苏轼并不完全赞成王安石的变法。
苏轼知徐州时，李定的儿子前来拜访，苏轼以惯例宴请他，这人很高兴，以为苏轼很喜欢他，因而起身求书画。东坡佯装答应，又闲谈其他事情，而李定儿子一直呆站在一边。突然间苏轼问他：“相面的人说上唇长一寸的人可以长命百岁，有此一说吗?”李的儿子回答说：“没听说。”东坡说：“果如此言，彭祖好一个呆长汉!”李定儿子听后惭愧而逃，当然会在李定面前诋毁苏轼。苏轼就这样又和李定结了梁子。
“乌台诗案”时，李定敢于痛下杀手，一方面是李定与苏轼早年结下的梁子，李定让自己的部下广泛搜集苏轼的“罪证”，文章中对我们皇帝的不满的词句，可想而知完全可以找到，因为苏轼对朋友口无遮拦，在诗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苏轼此刻所作所为几乎全站在司马光旧党一边，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，让改革派大为不爽(包括王安石本人)，“新进”分子更加不满。李定就是“新进”分子，北宋神宗熙宁三年(1070年)的“三舍人”事件就是三舍人苏颂、李大临和宋敏求都王安石引荐新人的不满。
这次青州的会面，我认为李定是心诚的。史书上说：“定于宗族有恩，分财振赡，家无余赀。得任子，先及兄息。死之日，诸子皆布衣。”这样一位“为民”的官员，只是在“为民”时存在站立的党派的不同，政治的主见不同。当一切都成为过往烟云时，苏轼和李定两位文人和官员定会冰释前嫌，携手向前的。二人皆是那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。
两年后，宋哲宗元祐二年(1087年)，李定在滁州病逝，他为自己所作的事再次买单。此时，苏轼正风生水起，官运亨通，人生风光无限，也是对他忠心朝廷的回报。只有经历了千般磨难的人，收获的是磨炼后的万条彩虹。
苏轼这次回到汴梁，正是他“三起三落”的二“起”。而且这次晋升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，仅仅八个月，从八品变为正三品。令他的对手，更加担心害怕，按目前的走势他将是为相的前奏。他一心为国的忠心，不完全否定王安石的变法的，好的方面需要发扬，对人民不利的需要摒弃。这将让他陷入“里外不是人”的处境，所以他的处境更加窘迫。但苏轼坚持到宋哲宗元祐四年(1089年)三月，总共三年零四个月，是苏轼在汴京待的最长，也是苏轼实现自己政治抱负最大的一个阶段。
历史也会让苏轼和李定：一笑泯恩仇。
武斌写于2024年2月19日成都家中